“夫张公之洞之得名,以其先人而新,后人而旧。十年前之谈新政者,孰不曰张公之洞、张公之洞哉?近年来之守旧见,又孰不曰张公之洞、张公之洞哉?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,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。……一新一旧之张公,今为过去之人物矣,而环顾满朝,衮衮诸公,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,竟何人耶?”
1909年10月4日,“晚清四大名臣”之一张之洞病逝,坊间各种文字风传,以上即其一,妙在揭出张之洞平生行事多矛盾:
以新派著称,后来却成保守派;
当清流时,常指斥“洋务”,到地方当督抚后,反成“洋务”先锋;
自称“不与无谓人争气”,生命最后半年却一直和摄政王载沣斗气;
言必曰忠诚清廷,却有学者指出曾想自立为帝;
晚年《劝学篇》轰动一时,却有两版,伺上意而定……
电影《张之洞》上映,首日仅3人观影,票房惨淡,仅6天就提前下档。张之洞是超复杂人物,很难套入“个人觉醒-主动求变-清廷腐朽-壮志未酬”的晚清题材“新八股”。在许多细节上,学界尚无统一意见,比如张之洞是否勾结过日本人,试图称帝?是否贪污?处理自立军时,为什么态度反复摇摆?为什么全力反对戊戌变法……不搞清这些问题,很难呈现出一个可信的张之洞形象,勉强影视化,纯属自求赔钱。
少年得志 当上青牛角
张家祖籍山西洪洞,明永乐年迁至漷县(今属北京通州区),后举家迁至南皮县(今属河北)。
张之洞生于1837年9月,12岁通过童子试,13岁成秀才,15岁中解元(乡试第一名举人),因父亲张锳去世,在家守制停考。25岁会试失败,26岁再考,因“不袭故套,指陈时政,直言无隐”,“阅卷大臣皆不悦,置三甲末”,后被慈禧太后点为探花(第三名)。
清制,三甲直入翰林院,但张之洞参加陪考,取得第一名。时人称:“近日科名之早者,盛推南皮张香涛(张之洞号香涛)”。
此后,张之洞先后任浙江乡试副考官、湖北学政、四川乡试副考官等,1876年回翰林院,成清流中坚。
清流是晚清政治流派,源于军机大臣李鸿藻不满“洋务派”当道,拉拢科道、翰林等穷官,以反腐败、倡士节、忠君爱国相号召,以对抗“洋务派”。
1880年中秋,慈禧让太监李三顺带食物8盒,送给胞妹婉贞(即光绪帝生母),被午门护军拦下,李三顺硬闯,食盒被撞翻,慈禧大怒,下令严惩护军,一时军机大臣皆束手。张之洞与陈宝箴联手上奏。张之洞称:“伏维阉臣恣横,为祸最烈,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。”
慈禧醒悟,予以轻办,该案轰动一时,时人称张之洞“诤言回天”“遇事敢为大言”。
当时京师士人“呼李鸿藻为青牛(清流同音)头,张佩纶、张之洞为青牛角,用以触人;陈宝琛为青牛尾,宝廷为青牛鞭,王懿荣为青牛肚,其余牛皮、牛毛甚多”。
给慈禧雪中送炭
作为青牛角,张之洞几次顶撞慈禧太后,为何反被重用?
因为同治皇帝去世后,慈禧让妹妹的儿子接班,即光绪皇帝。清祖制,“有子立嫡,无子立后”,皇帝无后,可从晚辈中择贤者为嗣子,即康熙所定的“如无子嗣,准将近族之子,过继为嗣”,可同治遗诏却定光绪继位。
光绪与同治平辈,是堂兄弟关系,引起巨大争议,但大臣们也不敢明说“遗诏可能被篡改”。没想到,小官吴可读在同治皇帝葬礼当天,在蓟州一座小庙中自杀,临死前“遗有封存密折一匣,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”,予以“尸谏”,称立光绪为“一误再误”。
吴可读本无行文人,喜出入八大胡同,被同僚讥为“吴大嫖”,没想到死得壮烈,一时物议汹汹,慈禧太后无奈,恰在此时,张之洞上了一折,称:“臣敬吴可读至忠至烈,犹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,于所当虑者而未及至虑也。”
张之洞认为,既然同治皇帝留下遗诏,大家只能遵守。皇帝以国为体,传位应从公庙论,不计私家血缘。就算普通官员没子嗣,也可自行指定继承人,天子为什么不可以?康熙皇帝当年定规,是怕后代争议,可现有两宫太后传旨,又有重臣见证,谁敢争议?
这段议论堂堂正正,称光绪皇帝上位“本乎圣意,合乎家法”,反指争论者不义。慈禧大喜,顺便还给“吴可读以死建言,孤忠可悯”,予五品官例议恤。
第二年(1881年),张之洞便跃居二品大员,年末,被补授山西巡抚,成封疆大吏。
一夜成了洋务先锋
没想到,张之洞到地方后,立刻从“清流”转向“洋务”。张之洞一生好学,能迅速调整自己。此外,张之洞为人灵活,执行力强。“清流”到地方后,往往只顾雷厉风行,不考虑基层实际,张佩纶、陈宝琛相继折戟,张之洞却如鱼得水。
在山西,张之洞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往来甚殷。
李提摩太与李鸿章、曾国荃有往来,始终不得信任。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,处处掣肘,张之洞则每月与李提摩太聚会一次,听他讲“泰西新学”。很快便下令成立洋务局,“延访习知西事,通达体用诸人,举凡天文、算学、水法、舆地、格物、制器、公法、条约、语言、文字、兵械、船炮、矿学、电气诸端,但有涉于洋务,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,果肯闻风而来,无不量材委用”。
当时山西部分地区由满蒙贵族独占,张之洞想统一管理,引起不满,为平息矛盾,清廷改派张之洞去当两广总督,在中法战争中,张之洞表现不错。
张之洞转得快,也与他性格豪爽有关。
此前曾国藩幕府中,决不允许洋人立足,认为:“自古外夷之助中国,成功之后,每多意外要求。彼时操纵失宜,或致别开嫌隙。”
张之洞则信任“洋匠”,他曾说:“即塞外番僧、泰西智巧,驾驭有方,皆可供我策遣。”“勘路兴工实不能不暂雇洋工师。”洋员工资是国内幕僚的5倍,亦在所不惜。
张之洞喜用怪才,辜鸿铭、章太炎、易顺鼎、华蘅芳等都曾为他所用。
始终难去书呆子气
张之洞不屑琐碎之事,李鸿章曾挖苦说:“张督在外多年,稍有阅历,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。”
张之洞喜欢用日本人,因价格便宜,此外文化认同。张之洞说:“东洋将领,人给官书一卷,佩之于身。有来湖北者,取视其本,所载皆中国古来忠义文字,如《出师表》《正气歌》之类,所以将士皆能知忠爱,厉廉耻者。”
其实,日本来华军人由陆军省统一选派、管理,多负间谍任务。据学者陶祺谌钩沉,甲午战争时,这些间谍记录了张之洞颇多不堪之举。比如李鸿章调南洋舰队四舰作战,张之洞先是拖延,继而称“皆系木壳,管带既非出色,炮手又甚生疏”。
为防日军攻击长江口,张之洞在吴淞练兵。日谍发现,岸炮“试验射击,一发都未中”。巡阅江口时,“设靶江心,命台舰同时发炮,命中亦少,知江防不可恃”。日谍发现张之洞“看上去很恐惧(日军)在上海登陆之事”,当地清军“日日逃亡”。
为庆慈禧太后生日,张之洞进贡野战炮108门,送去后,张之洞又后悔,怕落入李鸿章之手,希望全被吴大澂接收,吴大澂是张的亲家。可见张之洞心中,家与国的位置如何。
戊戌变法时,康梁的劲敌似是保守派,其实是张之洞。张之洞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布置了一个巨大的间谍网,骨干有杨锐、张权、张检、张彬、黄绍箕、钱恂、赵凤昌、盛宣怀、梁鼎芬、吴永、王之春、汪康年等。
张之洞想“篡位”?
据茅海建先生《戊戌变法的另面》钩沉,张之洞的间谍网成员都用代号,发电报不许署名,收报后立刻烧毁。
“戊戌六君子”中的杨锐就是张之洞的密探,张特别提醒说:“康长素(即康有为)与仆有隙,意甚险恶。凡敝处议论举动,务望秘之,不可告康。”杨锐装得太像,没想到戊戌变法失败后,被当成康党分子处死。
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,张之洞的行为让人看不懂,他派长子张权访日。据日人宇都宫太郎《当用日记》载:“是夜于仲之町会晤钱恂,由平岩翻译,谈论时事。其间有谓:张等曾言,倘若天子蒙尘,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,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,于南京建立一政府。”
几天后,宇都宫太郎又在《当用日记》中记录:“钱恂至公所来访,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。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,除吴元恺部二千名与张彪部二千五百名之外,拟再募集三千名。因而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、步枪(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)五千挺。”
钱恂是钱玄同的哥哥,时任清廷驻日公使。这两段记录究竟是“闲聊”,还是像学者孔祥吉推断的那样,张之洞想借日本人篡位,目前仍有争议。
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推测:“张之洞、李鸿章都有自己的打算,他们观望形势,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,可以接受拥护,组织傀儡政府。”
他是超级多面人
张之洞为人廉洁,出言磊落,似非叛臣,但孔祥吉指出,张之洞对慈禧太后并不忠诚。
唐才常成立自立军,准备在武汉起事,唐才常几次找张之洞,表示愿支持他割据,张之洞均“无表示”。他的幕僚梁鼎芬说:“执事顾忌游移,心慈手软,但切隐忧于私室,不能昌论于公廷,徘徊一月,缠绵千语,计尚未定。”如此折腾了7个月,张之洞不加干预。当英国领事表示,不支持起义后,张之洞连夜抓人、审问、屠杀,唐才常等20多名自立军骨干被杀。很难不让人觉得,张之洞此前一直在观望。
其次,张之洞对参加自立军的留日生,如吴禄贞、吴祖荫、沈翔云、戢元丞等,虽给日本去信,请求严查,可这些人回国后,张之洞却予以保护。辛亥革命的主力来自张之洞的新军,当年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留学的黄兴曾说:“即如张之洞,亦知晓中国革命早晚不可避免,当他对现政府企图反抗之际,即是吾等能够实行革命之时。”
张之洞是明白人,早知清政府的气数已尽,也想一只脚踏上革命的船,只是格外谨慎。
张之洞想不想当皇帝,还需更多证据,但可以肯定,张之洞对清廷早无忠心,可他却把耿耿孤忠演得这么形神兼备,顺手还在终结科举制度、建立现代学制、翻译印行西书、建立近代工业体系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。
说实话,把这样的超级多面人演好真是很难,演员不好找。
(原标题:张之洞为什么很难“演”?)
来源:北京晚报 作者:黄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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